焦裕祿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

焦裕祿，山東省博山縣崮山鄉北崮山村人，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。日偽統治時期，焦裕祿家中的生活越來越困難。他的父親焦方田走投無路，被逼上吊自殺。焦裕祿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、坐牢，後又被押送到遼寧撫順煤礦當苦工。

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，焦裕祿從宿遷縣回到了自己的家鄉。當時他的家鄉雖然還沒有解放，但是共產黨已經在這裡領導群眾進行革命活動，焦裕祿主動要求當了民兵。當上民兵後，他參加過解放博山縣城的戰斗。

解放戰爭後期，焦裕祿隨軍離開山東，到了河南，分配到尉氏縣工作，一直到1951年。

1962年6月，為了加強農村工作，焦裕祿又調回尉氏縣，任縣委書記處書記。同年12月，焦裕祿調到河南蘭考縣，先後任縣委第二書記。

蘭考縣地處豫東大平原黃河故道，是個飽受風沙、鹽鹼、內澇之患的老災區。焦裕祿踏上蘭考土地的那一年，正是這個地區遭受連續3年自然災害較嚴重的一年，全縣糧食產量下降到歷年最低水平。他從第二天起，就深入基層調查研究。他說：“吃別人嚼過的馍沒味道。”他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，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。

蘭考縣地處豫東大平原黃河故道，是個飽受風沙、鹽鹼、內澇之患的老災區。焦裕祿踏上蘭考土地的那一年，正是這個地區遭受連續3年自然災害較嚴重的一年，全縣糧食產量下降到歷年最低水平。他從第二天起，就深入基層調查研究。他說：“吃別人嚼過的馍沒味道。”他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，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。

在帶領全縣人民封沙、治水、改地的斗爭中，焦裕祿身先士卒，以身作則。風沙最大的時候，他帶頭去查風口，探流沙；大雨傾盆的時候，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；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，他率領干部訪貧問苦，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。他經常鑽進農民的草庵、牛棚，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。他把群眾同自然災害斗爭的寶貴經驗，一點一滴地集中起來，成為全縣人民的共同財富，成為戰勝災害的有力武器。

焦裕祿對同志對人民滿腔熱情。他常說，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，出現在群眾的面前；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，去關心群眾、幫助群眾。他的心裡裝著全縣的干部群眾，唯獨沒有他自己。他經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、騎不了車，即使這樣，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頂住肝部，堅持工作、下鄉，直至被強行送進醫院。

1964年5月14日，焦裕祿被肝癌奪去了生命，年僅42歲。他臨終前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，就是他死後“把我運回蘭考，埋在沙堆上。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。”

焦裕祿是縣委書記的好榜樣，也是父母教子的楷模。

一天晚上，他發現孩子很晚才回家，有些納悶，便把孩子喊來問道：“干什麼去了，怎麼這麼晚才回家？”

“看戲去了。”孩子爽快地回答。

“哪來的票？”焦裕祿又問。因為他知道，有些干部的子女，常常靠老子的面子，白看戲、看電影，影響很壞。

“沒有要票。”

“咦，沒有要票怎麼看到戲的？”

“收票的叔叔向我要票，我說沒有。叔叔問我是誰，我說焦書記是我爸爸，沒有收票就讓我進去了。”孩子仍然沒有意識到什麼。

“嗬，因為你爸爸是書記，就可以特殊化，白看戲？”焦裕祿有些火了。

“又不光是我一個！”

“還有誰？”

孩子一口氣說了一大串名字，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女。焦裕祿更加警覺起來。

他隨即把全家人叫來說道：“我是縣委書記，我的孩子不能特殊，不能胡作非為！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！看戲不給錢，個個干部家的孩子都這樣，電影院不就成了不要錢的干部子女電影院了？從今以後，凡是應該做的事，別人家的孩子不做，縣委書記家的孩子要做；不該做的事，別人家的孩子做了，我縣委書記家的孩子不能做！我的話希望你們記住，我們要帶個好頭，樹個好家風。”

焦裕祿說過之後，馬上掏出錢來，讓孩子第二天送給了戲院，並向叔叔承認了錯誤。

沒過幾天，縣委發出了一個通知：不准干部子女特殊化，不准任何干部和他們的子女“白看戲”……

焦裕祿對孩子的教育有三點值得稱道：一是教育及時，把不良苗頭克服在萌芽狀態；二是誘導得法，通過曉之以理，讓孩子知錯改錯；三是態度堅決，決不能因一張戲票之類的小事，而忽略了孩子可能染上的不良思想，從而幫助孩子克服不足之處。

焦裕祿把對子女的愛傾注在嚴格的教育之中，為子女的健康成長創造了良好的條件。如今，他的六個子女個個成才。

每個當領導又做家長的人都要向焦裕祿學習，學習焦裕祿的教子之道，當焦裕祿式的家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