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,我參加了一個會議,會上有人說我是醫生中的“異類”。可能大多數人會覺得這是在侮辱我,而我反倒覺得這是一種褒獎。
會議聚集了各房地產機構的大佬,以及各區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的領導,他們就如何攜手共同提升公共衛生服務水平而展開討論。我是個“異類”,因為我是名對住房與健康問題之間的關聯非常關注的醫生。我花了20年時間,設計出了一套醫療保健和公共衛生計劃,通過改善居住條件來提高健康水平。我自創了一個品牌“處方”,但不是藥物。相反的是,它包含社區衛生工作者對每家每戶的探訪,並讓殺蟲滅害的承包商對街區巷道內的老鼠進行徹底清除。我所做的這些絕不是一名普通醫生的日常工作。
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這麼關心住房,我常常回答:“我怎麼能不關心住房呢?!”住房被認為是對健康最重要的“社會決定因素”之一。然而,根據J.MichaelMcGinnis的主要研究(2002年)顯示,“美國政府會把一萬億美元中約95%的錢,花在公共衛生領域,這些錢通常直接進入醫療保健服務體系;而僅有5%的錢被用在改進提高全國公共衛生的方法上。”比如,占據衛生問題60%的住房及其他社會決定因素。該數據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證實,如1997年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文章發現,如果你既對蟑螂過敏,家中又有蟑螂出沒的痕跡,那麼你下一次因哮喘而住院的風險會增加3倍,而且不管用藥多少,都不會改變這個風險。
根據“平價醫療法案”(通常稱之為“奧巴馬醫改”),如若我們想要兒童醫療成果得到改善,醫保體系就要對社會決定因素進行評估和管理,因為它們是日常保健工作的一部分。通過兒童健康觀察政策中心的研究顯示,孩子比較小的家庭,事實上更有可能評估出家庭是否困難,比如,食物不充足,住房不穩定,或有斷電風險等。盡管這都是些簡單問題,但每個問題都會對健康造成巨大影響,有時還會增加成長的風險,導致發育遲緩或使住院率上升50%。
想象一下,一個衛生保健系統和一支醫療保健團隊,隨時准備去應對那些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。在醫保工作開展之初,需要檢查孩子的身高、體重和血壓,同時,您要填一份有10個問題的調查表,看看你每月購買的食物、住房安全或用電是否有問題。要是醫療保健人員對家庭社會決定因素所進行的復查,能夠像對孩子生命體征所進行的復查那樣仔細、明確,結果會怎樣?如果一位臨床醫生發現潛在的住房問題,比如霉菌,那麼醫療隊中的一員,比如律師,就有可能要求房東在孩子哮喘發作或住院前必須解決這個問題。這種類型案例所呈現的,我們稱之為醫療法律合作關系。目前,全國有300家醫院和醫療中心存在這種合作關系。在一些社區內,這些計劃正徹底改變著整個家庭的健康和幸福。
於是我會問:“在我的醫療實踐中,差異究竟是什麼?”我堅決相信,像確認生命體征一樣明確家庭的社會決定因素,並結合社區衛生工作者、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來解決社會決定因素的問題,會成為醫療保健工作的一項新規。而忽略這一問題才是不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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